发展新质生产力事关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同时也对未来金融改革与发展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本文试图考察这一重大命题提出的背景，辨析相关概念及研究进展，着重厘清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金融角色新定位。本文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战略转型，而金融角色定位因不同增长模式而异。针对不同增长阶段的金融角色，我国先后提出“账房”“核心”和“血脉”三个定位。相较于前两者分别对应经济恢复重建和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后者更契合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而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核心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角色新定位必然要求金融体系重构。本文随后的讨论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功能做出了极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战略性调整。随着资本市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业的功能被重新厘清和各安其位，一个堪当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大任的中国式“最适金融结构”呼之欲出。作为新质生产力兼具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双重内涵的逻辑延伸，本文还就金融技术、金融制度及其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梳理。
一、新命题的提出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全面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是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重大命题。那么，在此时提出的原因是什么？仅从经济层面分析，基本背景大致是，改革开放46年来，我国实现了年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塑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总体上，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主要依赖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及技术等要素的巨大投入。当然，对于一个处在经济崛起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增长倚重要素投入规模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正常、合理的。应当看到，高要素投入是不少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共同特征。高要素投入必然导致高投资比率。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诺顿（2019）的统计分析，日本1970—1973年（长期繁荣的最后阶段）为36%左右，韩国1990—1997年最高达39%，泰国和马来西亚20世纪90年代中期均超过40%，新加坡1971—1985年为42%。中国2009—2014年总投资占GDP的比例高达45%。
然而，要素投入以及投资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边界的，逐渐接近某个拐点后，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虽然目前无法判断我国要素投入以及投资规模是否已达极限，但从经济增长已进入中低速区间（5%左右）判断，增长正逐步逼近要素投入规模的效用拐点。更重要的是，单凭要素投入只能做大（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无法做强（实现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高要素投入国家大都经历了“后崛起期”的经济动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进入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变时，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震荡。随着向低增长、低投资发展路径转型，一些经济体还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表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产出的大量增长可以单纯地用生产要素投入即资本和劳动的迅速增加来解释，但在生产率即单位投入产出方面却乏善可陈（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2006）。中国目前正在进入“后崛起期”，为避免经历“后崛起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动荡，需探索避开危机之道。而避开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让经济增长从要素投入规模支撑的高速轨道平稳转换到要素组合效率驱动的中低速轨道。由此不难看出，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引领未来增长思路的意义极为重大。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义是向“要素组合效率”要增长，以促使经济增长类型由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转向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不仅标志着经济增长理念的转变，还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新经济革命。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辨析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若干概念，重点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内涵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范畴，并由此进一步阐释其与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的内在联系。第三部分着眼于金融角色演变的历史脉络考察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角色定位提出的新要求，重点讨论“血脉论”何以凸显金融角色的新使命及深刻文化内涵。第四部分从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功能的全新阐释入手，较为详尽地阐释了新时期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的新内涵，以及何以更好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机理。第五部分针对现有偏重于从技术进步角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讨论了金融技术、金融制度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质生产力内涵时强调“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理论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涉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几个重要概念，如索洛余值、诺斯余值，以及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全要素生产率又被称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198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罗伯特·索洛提出，指在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之外，借助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实现的产出增加，具体表现为剔除要素投入贡献之后得到的一个“残差”。换言之，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增长率的部分，或者说考虑了全部要素投入之后仍无法解释的那部分增长。一般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一国和地区突破传统要素投入报酬递减规律，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当前正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谋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意义重大。
应当注意的是，现有大部分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存在偏差，多数研究片面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对于新质生产力，既有大量研究过于强调技术内涵，且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论误读。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不等于技术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全由技术因素主导。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新质生产力内涵时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包含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创新的有机关联。
参考既有文献，除技术进步外，全要素生产率还包含至少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要素再配置和制度或组织改进，制度或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改变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诺顿，2019）。考虑到“要素再配置”近似于前文提及的“要素组合”，且以“制度或组织改进”为充要条件，因此可进一步简化为制度因素。循此逻辑，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需要两大支撑因素：技术和制度，其中制度支撑涉及另一个重要概念，即诺斯余值（North Residual）。
循着索洛余值的逻辑，诺斯余值可被视为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得到的另一个“残差”，即考虑索洛余值后仍无法解释的那部分经济增长2。换言之，诺斯余值强调制度变化或制度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曾涌现出多种增长模型，但均将制度因素排除在外，经济增长一直被视作由传统（物质）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技术进步）贡献。当然，经济理论界并非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如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曾提出经济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3。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强调，制度为影响经济的一个变量，经济理论用于解释推动经济增长而发生的制度变迁，制度可以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供给者。就制度因素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以上分析具有开拓意义，但均偏重定性分析，缺乏实证结果支持，从而在重建包含制度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时并未被采纳。
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以其开创性的研究弥补了这种缺憾，不仅开辟了新经济史学的新境界，也极大地推进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整体上看，诺斯的研究凸显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特质，其在探究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时发现，这段时期的海洋运输技术没有明显变化，但海洋运输生产率却显著提高，原因在于，该时期的航运市场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North，1968）。这说明，制度创新或制度改进具有增进生产效率的功能。诺斯发表于1971年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指出，制度安排是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主要原因。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先后发表多篇论著，进一步阐释制度及其变革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能够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论及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现代经济增长并非由于产业革命，而是经济组织改善和制度结构重建进而刺激技术进步的结果（诺斯和托马斯，1973）。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十分重视制度因素并在其分析框架中给出了极为精辟的阐释。诺斯（1981）曾在制度变迁理论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评价道，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4。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1978）也非常认同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观点。
实际上，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制度与技术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框架中得到了更充分和更经典的表述。马克思（185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必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也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同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促进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解决上述矛盾的要义在于，以“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的变革”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者说，通过不断变革既有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框架，前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关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便可重新表述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之间的辩证联系。循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语境，作为其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则自然包含了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深刻意义。更明确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重塑新型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文已经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作为其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等于或不局限于技术进步。上述讨论则进一步表明，新质生产力兼具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变革或制度改善（生产关系调整）双重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框架的重大理论创新。遵循本文经济增长转型的逻辑，制度改善以及组织效率提升（生产关系调整）对于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新定位金融角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密切关注金融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黄达和张杰，2024）。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所谓“金融抑制”现象，学术界陆续涌现出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及金融自由化等理论。有些学者发现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某种关联，其中一些研究将全球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并寻找经验证据试图证明孰优孰劣。从总体上看，尽管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均承认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四十余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金融支持之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可或缺且极为关键。基于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因素（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支持。
如前文所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从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转向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重大战略转型。那么，不同的增长类型会对金融提出不同需求，或者赋予金融不同角色。简言之，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倾向于追求金融资源引导规模以及金融支持力度，而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则强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若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金融角色会有新定位。依照前文分析逻辑，金融体系将由原来偏重金融资源引导规模和提供金融支持转为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角色将聚焦于金融科技进步（金融生产力）与金融制度变迁（金融生产关系）的有效匹配。进一步地，若着眼于建设金融强国和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角色的新定位将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角色的定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具体而言，大致经历了“账房角色”“核心角色”和“血脉角色”。经济增长不同阶段赋予金融角色不同定位，“账房角色”对应经济金融秩序重建、恢复以及财政主导，凸显有限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核心角色”对应经济崛起、快速发展和要素投入规模提升主导，凸显金融资源引导与金融支持；“血脉角色”对应“后崛起期”，由经济中低速增长和要素组合效率提升主导，凸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风险防范。
第一，“账房角色”。在改革开放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银行（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一直充当着国家财政的账房角色。可以说，相对于国家财政，金融角色是次要和被动的。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换言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存在两个货币流程，即现金流程和转账流程，分别对应现金计划和信贷计划，前者用于控制现金流动，后者用于控制转账资金流动。基于上述流程，银行体系不具有独立性，只是政府机构，其职责在于执行货币政策并根据政府要求对国有经济部门进行监督（易纲，1996）。也就是说，银行体系实际上是政府直接调控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一种金融安排。例如，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自1954年成立以后长期归财政部管理，其间还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才从财政部独立。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向纵深推进，特别是财政收入伴随“放权让利”改革呈现迅速下降，来自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变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与此同时，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借助引导居民储蓄方面的比较优势，迅速塑造了“弱财政、强金融”的独特格局，预示着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金融角色将发生重大转变。
第二，“核心角色”。1979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金融角色也迎来重大转变。如前文所述，国家财政伴随“放权让利”改革出现迅速下降，而居民部门储蓄份额呈现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其在引导和配置居民储蓄方面的比较优势而骤然被推到改革开放舞台的中央。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强力金融支持下，中国经济步入一段不算短的高速增长时期，金融被赋予极为重要的使命并担当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角色。1991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表明，金融因素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核心作用，不但有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还在此过程中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在此期间长期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不仅帮助经济实现快速复苏，而且有效维护了金融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0月至2017年4月多次指出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
应当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核心作用的发挥，虽然为改革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额金融支持，但同时也存在着金融资源的粗放甚至低效配置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在一些时期，金融资源配置权力成为各级部门竞相追逐甚至争夺的重要对象。如一些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曾围绕金融资源配置权力展开激烈竞争；与此相对应，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大多经历过被地方政府管理的过程（樊纲等，1990），并最终酿成1993—1995年的信贷扩张和严重通货膨胀（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值）。直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颁布，状况才得到有效扭转。经过此后一段时期的强力改革调整，我国经济逐渐步入稳定增长阶段，并经受住了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冲击。在此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还完成了股改上市并实现快速发展，在关键时期展现了国有大行的金融担当；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坚守货币政策的“居中之道”，从容应对外部货币政策冲击（易纲，2023）；资本账户开放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可以说，正是金融制度安排的协调配合维护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充分展现了金融的核心角色作用。但也应当看到，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增长阶段，单纯依靠金融资源规模扩张提供金融支持的方式将难以为继，加之金融运行不时出现“脱实向虚”倾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频现阻滞现象，预示着金融角色将再次迎来重大转变。
第三，“血脉角色”。“血脉角色”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新时代，充分展现出党中央擘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新蓝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对金融角色的精准判断和全新要求。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血脉角色”展现了党中央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新精准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血脉角色”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挤出或排斥“核心角色”，而是相比“核心角色”，“血脉角色”更明确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肉联系及主次或主从关系，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金融体系整体结构与实体经济运行总体效率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加关注金融因素与整体经济运行之间的动态影响和协调配合。前文已经提及，“血脉角色”和“核心角色”均强调金融角色的重要性，但两者强调的重心具有显著区别。基于特定的改革增长阶段，“核心角色”强调金融体系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以及金融支持力度，如更多追求居民储蓄引导规模、银行信贷支持力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而“血脉角色”则更加看重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绩效，凸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仅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言，“血脉角色”提供了新逻辑和新遵循，即着眼于经济与金融的有机联系谋求综合治理和辩证施治之道。因此，只有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有机联系着手，精准把握经济金融运行规律，针对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才会取得标本兼治之效。
更为重要的是，“血脉角色”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特质和文明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与中国特色金融体系运行的内在联系。中华文明的哲学观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及整体的概念，看待问题着眼于有机整体，一切事物均相互联系且难以独存（陈来，2015）。透过“血脉角色”，原本由若干冰冷金融组件搭建而成的无机金融体系结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血脉贯通温度可感的有机金融整体。被赋予有机特质后，金融体系结构便能借助贯穿其中的资金流动，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合理输送和分配金融资源，进而支撑和维护实体经济的健康成长。由此方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于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基于以上讨论，“血脉角色”实际上为我们重新认识新质生产力与金融角色新定位提供了全新视角。前文已经谈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金融技术与金融制度的有机平衡，如何做到两者间的有机平衡，则需要一种植根于经济金融体系深处的牵连凝聚因素，这种因素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激活和传承我国独有的文化因素，才能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金融体系结构的重构，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与制度保障。循此逻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金融风险防范不仅仅是金融技术和金融制度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金融文化问题。只有构建了金融文化，才能形成提高金融效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自觉行动，才能够极大地降低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和金融监管成本。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框架是单调的、表层的和不完整的；同理，不包含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金融体系新结构也是难以担当推动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角色的。
不仅如此，“血脉角色”还凸显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思维。除前述金融角色新定位所彰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主义哲学观外，“血脉角色”还为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整体概念。尽管总体上而言，中国既有的经济金融改革过程稳慎有序推进，没有遭遇重大风险冲击，甚至有人认为实现了所谓的“无危机增长”。但毋庸讳言，一些时期的金融改革因囿于应对眼前困局，“接轨”一些国际标准，以及追求短期见效结果，难免具有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国人自然乐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经受住了内外部风险事件冲击，但短期的应急补救行动总归难以积淀形成可以显著改善中国特有金融体系结构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的脆弱性依然在积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仍然存在。每次危机过后，应对冲击时有所改变的金融体系结构便随即复归原状，相关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未进行有效优化。在此过程中，有人钦羡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提出可以“进口”其中一些优质“零部件”，以组装成一种最优的金融体系结构。结果可想而知，按照上述“无机主义”思维改革或重建的金融体系结构，不是“逾淮而枳”就是“水土不服”，甚至在金融体系局部险些酿成重大金融风险。相比之下，“血脉角色”立足于后经济崛起时期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全新要求，着眼于金融体系的整体优化与调整以及金融制度绩效的总体改善，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思维。概言之，“血脉角色”满足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金融新使命、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优化，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在为新时代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多种要素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一个贯穿文化、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有机整体。
四、金融角色新功能与金融体系重构
前文讨论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立足于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重新定位金融角色。金融角色新定位必然赋予金融角色新功能，而金融角色新功能的发挥需要重构金融体系结构。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新时代金融机构的功能做了完整表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这说明，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将面临意义非凡的调整与重构。
关于金融角色的新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做了系统阐释，要点包括：第一，针对资本市场，要更好发挥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功能；第二，针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完善机构定位，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第三，针对中小金融机构，要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推动兼并重组、减量提质，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防止无序扩张；第四，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强化职能定位，聚焦服务国家战略，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第五，针对保险业，要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上述有关金融角色新功能的重要阐释，特别是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建设性和纠偏导向，有助于澄清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和政府对金融体系结构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乃至错误理解，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依此将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结构的历史性重构。
对于资本市场。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于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枢纽功能。这是我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针对资本市场提及枢纽功能。那么，何为枢纽功能？此前的资本市场发挥了何种功能？从既有研究成果看，理论界似乎对此讨论不多。仅从字面意思上讲，资本市场作为优化融资结构的枢纽，意在强调其作为金融资源互联互通关键点的核心作用。从表象上看，这似乎与既有认知，即资本市场能够为企业融资相似，因为优化融资结构的枢纽本身包含融资功能。但是，资本市场发挥枢纽功能的重心应在融资结构，而非融资本身。着眼于结构而强调枢纽，其要义直指资本市场的基础角色以及隐藏于融资结构深处的核心功能。
在此，需要提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功能的长期理解偏误。中国资本市场创设已三十多年，但至今依旧有股票市场是针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市场的认识。然而，股票市场的最基本功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融资。若只关注融资，股票市场不仅会吸引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圈钱”的上市公司，还会吸引对股票差价趋之若鹜的股民群体。这样的市场不仅难以锤炼投资者的金融理性和风险意识，还会通过刺激人们的投机偏好和股权蔑视而恶化社会信用环境。
世界银行（2016）一项有关长期融资问题的专门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股票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总体上弱于债券与信贷融资。这说明，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不是融资，而是创造并处理市场信息、减少资本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营造外部市场压力并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进而帮助企业提升融资能力和改善融资结构。不难推断，只有先提升和改善资本市场的信息处理能力、营造外部市场压力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树立投资者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从而实现单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从这种意义上讲，除既有认知融资枢纽外，资本市场还是信息枢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这便是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核心要义。只有具备枢纽功能的资本市场，才能承担起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金融责任。
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这或许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因为在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支持发挥了不可替代且难以替代的作用。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角色定位转变历程看，强调其独特重要性，意义非凡。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主力军”和“压舱石”命题，对于重新认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角色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回顾经济改革过程，人们曾认为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对象，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占有率的下降曾被认定为金融市场化改革有所推进的主要标志。更有甚者，国有商业银行被认为是有“垄断”身份的，因此某些时期的金融改革政策以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为归口。结果可想而知，随着银行市场门槛的降低，大量中小型银行机构蜂拥而入，金融市场化改革似乎在表面上推进了，但越来越多的中小型银行机构进入银行市场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积累了始料未及的金融风险。
理论上，银行市场因其特有的牌照价值、经营外部性和风险传染性而具有有限竞争性质。如果为了提高竞争性而降低进入门槛，其结果往往不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增进，而是金融风险的提升。换言之，银行市场不是自由进出的“竞技场”，而是持证入场的“俱乐部”。或者说，银行市场需要更少更大的银行，而不是更多更小的银行。至于认为更少银行进入是否会影响银行市场竞争水平从而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则有些过虑。早在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通过实验发现，行业内仅剩少数几个大企业时，竞争未必减弱。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的早期研究也证实，垄断企业倾向于让价格保持竞争性，因为其他企业进入的威胁始终存在，还提出即使只有两家企业也足够竞争（施蒂格勒，2006）。对于一般市场而言，竞争性也不取决于参与企业的数量，更何况本身具有有限竞争性质的银行市场。因此，试图借助更多银行的进入来改善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做法可能并不能实现原有预期。
关联到银行集中度问题。现有认知认为，我国银行业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总体上，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低于欧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工农中建交邮六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市场份额为42.52%，2024年5月末仅为41.9%。对比加拿大等传统高银行集中度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六大银行资产和存款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95%以上。以1990年为转折点，美国五大行（摩根大通、富国、美国、花旗和美国合众）总资产占比迅速提升，2010年以来长期保持在50%左右。1996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的集中度一路飙升，2017年五大行资产占比接近65%。德国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也逐步上升。理论上，根据有效结构假说，大公司的经营管理更有效率，能够获得更高的盈利水平，从而得到更高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也会更高。具体到银行业，由于大银行的效率高于中小银行，因此，平均而言，集中度越高盈利能力就越强（Demsetz，1973；卡苏等，2020）。也就是说，银行体系的集中度与其稳健性及经营效率大致呈正相关关系。若上述推论成立，我国银行体系的集中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
循此逻辑，现有针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思路需要调整。特别是，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角色由原来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时代提供更多金融支持转为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时代优化金融结构和维持金融稳定的情况下，对于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长期承担着特殊金融支持使命、堪称“国之金融重器”的国有银行体系而言，秉持有限市场化理念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适度提升其市场份额亦为未来深化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如此，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方能在继续适度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将重心转移到发挥其优势之上，而这些优势在既往的金融市场化过程中往往被忽视。具体而言就是，转移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责任担当之上；转移到立足打造强大金融机构进而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支撑之上；转移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长远目标之上。
对于中小金融机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推动兼并重组、减量提质，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防止无序扩张。无论基于理论逻辑还是政策实践，上述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其意义尤为重大和恰逢其时，且带有极强的政策纠偏意味。因为在过去，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局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基本共识。
国内学术界曾认同一种“最优金融结构”观点。针对困扰改革进程多年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及大量金融资源被配置给大型国有企业的现实，有学者提出“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建立以中小银行为核心，辅之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的观点（林毅夫，2012）。言下之意，经济改革以来我国长期存在的以大型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结构并非最优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只能依靠中小金融机构（以及股票市场）来解决，大型金融机构只会、也只能解决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因此，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势在必行。
从现有资料并不能判断上述理论是否直接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现实情况是，201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建议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打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通道，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项意见旨在缓解小微企业金融困局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降低中小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实际后果却充满不确定性。意料之中的是，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及其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中小银行机构数量由2012年的3274家增至2014年的3637家，2018年年末进一步扩展到4034家；2016年年末，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资产规模（96.8万亿元）首次超越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95.8万亿元），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意料之外的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并未伴随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的增加而得到缓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小服务小”困局。不仅如此，从2017年开始，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的风险逐渐暴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其中就包括中小金融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凭借成本、技术和规模经济优势，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问题上多有进展且风险可控。而面对大型银行的“下沉”努力和“大服务小”竞争，不少中小银行多有抱怨但无应对良策。
基于上述情形不难领会，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期导向意义。首先是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这针对的是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准入标准包括一般市场准入（牌照准入）和上市准入。可以预料，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进入银行市场的牌照将很难获得；金融监管部门会严把“上市关”（例如，自2022年1月兰州银行上市以后，中小银行A股IPO已连续三年处于归零状态）。其次是推动兼并重组、减量提质，这针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据统计，2024年年末，中小银行数量减少至3736家。减量的途径主要是兼并重组。例如，仅2024年6月，浙江和广东分别有两家村镇银行被吸收合并，辽宁农商银行吸收合并了36家农村中小银行。最后是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防止无序扩张，这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理念与策略，意在强调中小金融机构需将经营重心由过去的简单数量增加特别是区域外扩张（规模优先）转向支持区域内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效率优先）。实际上，对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提供金融支持既是中小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也是发展区域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区域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关键。
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强化职能定位，其中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自不待言，还特别提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则饱含深意。1994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由当时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承办。为推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同时也为了给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谋求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1993年12月，国家决定从工农中建四大行剥离政策性业务，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为了从一开始就厘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国家确立了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自主经营与保本微利的基本原则。自此，一种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互补的金融资源配置制度和金融体系结构建立。
